作者 | 鹿

来源 | 视觉志

蒋忆的微信名叫“猪猪侠”。这个名字带着点江湖气，甚至有些戏谑，却属于一个在长江流域的水边辗转了十二年的女性。

1992年出生的蒋忆是一名全职公益人，从事野生动物保护，主攻江豚保护。大学时她学生态学出身，履历上没有什么显赫的机构背书，走的是一条她自己称为“野路子”的路。

她在湘江尾长大，奶奶讲过爷爷年轻时一竹篙戳死一头“江猪”的故事，父亲说那时候几十头江豚成群跃出水面是常事。但到她这一代，这条河里的“江猪”已经消失了。她不会游泳，家人不许她靠近水——那是祖辈讨生活的场域，却是她被保护起来、与之保持距离的对象。

转折发生在2014年元旦。鄱阳湖上起了大雾，彼时22岁的她跟着志愿者队伍下湖，雾散的那一刻，江豚跃出水面。那一瞬间，水在她面前活了过来。一个学生态学的年轻人，从那个雾散的清晨开始，走上了一条她自己也说不清是宿命还是偶然的路。

十二年后，她成了江豚保护领域绕不开的名字。

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试图还原。

一次迟到的相遇

蒋忆是在湘江尾长大的。

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没有名字，湘江尾，顾名思义，是湘江快要汇入洞庭湖的那一段。江水在这里变得宽阔，流速放缓，水汽氤氲。

她小时候听奶奶讲故事，讲爷爷那一辈还在船上讨生活的时候，有一次站在船头，看见水下有个黑乎乎的影子，以为是条大鱼，一竹篙戳下去，才知道是一头“江猪”。

那时候蒋忆不知道“江猪”是什么。她只知道奶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愧疚，也没有惋惜，只是陈述一件往事，像在说今天捕了多少鱼、卖了多少钱。那是另一种逻辑——人与水、人与水里的生灵之间，是一种生存关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没有什么可矫情的。

后来她问父亲。父亲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湘江尾那一段，江猪多得很，几十头一群，在船边翻滚，黑脊背在水面上一拱一拱的，像一排移动的小山丘，渔民们见了也见怪不怪。

但轮到蒋忆这一代，她一次也没见过。

蒋忆

从爷爷一竹篙戳死一头，到父亲还能看见成群结队，再到她这一代完全看不见，不过三代人，六七十年时间。一个物种的消失，在宏大的叙事里需要论文和数据来证明，但在一个家庭的记忆里，只需要奶奶讲一个故事，父亲叹一口气，她沉默地听完。

这是蒋忆所说的“原乡情感”——它无关矫情的乡愁，只关乎你与一片土地之间最原始的联系——你知道这里曾经有什么，你知道现在没有了，你知道那消失发生在你至亲的人身上，你知道那消失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

但那时候她还没有被触动。她只是知道。

正在巡护的蒋忆

2013年底，21岁的蒋忆刚上大四，在长沙读书，学生态学。她参加了一个环保社团，跟着老师做河流污染调研，拍排污口，记录黑臭水体，见过死鱼漂满河面的画面，也闻过刺鼻的工业废水。那时候她对水的认知，是数据、样本、污染指数——水是资源，也是问题，唯独不是别的什么东西。

那年跨年，她组织了一个活动，名字起得很煽情，叫“一生一世守护长江”，带着一群志愿者去洞庭湖和鄱阳湖做调研，以江豚为目标物种，宣传河流生态保护。

为了这个活动，她开始查江豚的资料，第一次知道“江猪”就是江豚的俗称，第一次知道这个物种的生存现状是“极度濒危”，第一次看到那句后来被用滥了的话：“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，江豚可能在十到十五年内灭绝。”

这些是知识。知识可以入脑，但不一定入心。

蒋忆和志愿者、渔民休息间隙，泡面充饥

真正入心的是2014年1月1日。

那天他们在鄱阳湖，起了大雾。原定不下湖，但来都来了，一群外地人站在岸边不甘心，当地的老师就带着他们上了船。船开出没多远，雾开始散，太阳从云层里透出来，湖面亮起来。就在这一刻，江豚出现了。

蒋忆后来很多次描述过那个画面，每一次都试图克制，但每一次都会有点失神。她说那不是看见一只动物，而是看见水活了过来。江豚跃出水面，黑亮的脊背划出一道弧线，又落回去，水花溅起来，然后另一头又跃起，像在玩耍，又像在跟船上的人打招呼。水面上还有鸟在飞，远处的山影隐隐约约，整个湖像一个巨大的生命体，在呼吸，在律动。

那一刻她第一次意识到，水不只是资源，不只是灌溉、饮用、排污的载体，而是一种可以承载生命的东西。“那些生命也不是抽象的保护名录上的名字，而是活的、有温度的、会跟你产生联结的存在。”

后来她听到鄱阳湖的渔民袁叔叔说“江豚是鄱阳湖的灵魂”，她觉得这话说得真好。灵魂这个词，听起来很虚，但她懂他在说什么——“如果一个湖有灵魂，那一定是那种让你看见它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击中的存在。”

巡湖遇到电鱼船

那天的震撼不止于此。雾散之后，江豚跃起的同时，她也看见了别的：巨大的航运船只，一艘接一艘从湖面驶过，把水面切割成一道道伤痕；电捕鱼的船在不远处作业，渔网拖过的地方，不知道有多少鱼虾葬身；迷魂阵密密匝匝地布在水里，像一张张等着猎物自投罗网的巨口。

蒋忆当时太年轻，太着急，看见电鱼船就打举报电话，打了快两个小时没人接，一着急对着那边喊了一句“电捕鱼断子绝孙”。话一出口就知道坏了——这不是在讲道理，是在骂人（电捕鱼的方式是断子绝孙的捕捞方式）。好在对方没回骂，大概是看她一个外地小姑娘，懒得计较。

但那件事她记了很久，自己说错话她早就不在意了，她在意的是那种无力感：“你看见问题，你想做点什么，但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你甚至不知道该找谁。”

那个元旦，像一道分水岭。之前她只是知道江豚，之后她看见了江豚。看见的不只是那个物种，还有它生存的整个图景：美的、震撼的、让人心动的；残酷的、复杂的、让人窒息的。两者放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真实。

蒋忆说，那一刻她心里有什么东西落定了。没有热血沸腾的宣言，也谈不上什么终身使命，只是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感受——“有些事情，一旦看见了，就再也无法假装它不存在。”

开始自己守护江豚

蒋忆当守护江豚的志愿者，最初是被照看的。

在洞庭湖，她遇到了一群渔民，领头的叫何大明。此人曾是湖上的“鱼霸”，捕鱼手段狠辣，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。

但2006年的一天，他下网时看见网里困着一头小江豚，旁边一头大的不停地用头拱小江豚出水——那是它的母亲，想救孩子。何大明看愣了，拿剪刀把网剪开，放走了那对母子。

后来他把它们暂养在自己承包的水面，天天看着，竟看出了感情。小江豚放归后，还经常游回他的船边，像通人性似的。

2008年洞庭湖大旱，湖床干裂，渔民捕不到鱼，何大明意识到：湖被掏空了。他写了一份倡议书，号召渔民别再用电捕鱼、迷魂阵那些“断子绝孙”的手段，从此带着一帮兄弟开始巡湖护豚。

蒋忆和志愿者、渔民合照

蒋忆2014年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何大明已经做了八年保护。她叫他们“土专家”——不认字，不会用微博微信，但知道江豚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，能根据水纹和水草方向判断非法捕捞者的踪迹。

蒋忆跟着他们巡护，白天看江豚，晚上蹲点举报电鱼船，学会了怎么记录、怎么观察、怎么跟渔政和渔民打交道。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长辈护在羽翼下，不需要自己冲在前面，跟着走就行。

蒋忆和渔民在船上开会

但2016年，一连串的冲击把她从被照看的状态里拽了出来。

先是四月份，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一篇发自“都昌在线”的帖子：有人在鄱阳湖边发现了六头死亡的江豚。配图里，黑乎乎的尸体横在滩涂上，有的已经腐烂。蒋忆脑子嗡的一声——“你在洞庭湖那么辛苦，保护的是90多头，这里一天就没了六头。”

她赶紧联系当地认识的志愿者，又打电话给渔政局和中科院水生所。

志愿者租了船去现场，发现死亡江豚周边密密麻麻全是迷魂阵，船都靠不进去。有一头江豚，尸体还困在渔网里。蒋忆急得不行，反复沟通，最后中科院的专家赶到，将两三头腐烂情况不严重的江豚带回去做研究。

还有一次，她参加了一个民间自发的白鱀（jì）豚科考队。白鱀豚已被宣布“功能性灭绝”，但民间依旧有渔民目击记录的传言，很多爱好者也不愿意相信白鱀豚真的没有了，希望尽自己所能，为白鱀豚做一些努力。蒋忆跟着老渔民和志愿者在江上转了一星期，什么都没看到。

最后一天，他们去了铜陵的一个科普展馆，那里陈列着白鱀豚的骨骼标本。蒋忆站在那具骨架前，忽然想起自己给小学生上课的场景——孩子们瞪着眼睛问江豚长什么样，她只能放视频、放图片。

“如果再不做什么，江豚会不会也变成只能在标本馆里看到的东西？”

“它们在这里生活了2500万年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行为彻底消失。”

蒋忆和江豚志愿者

五月份，又一个新闻弹出来：湖北嘉鱼县一个叫“长毛叔”的渔民，放生了一头小江豚。照片上，那头江豚小得可怜，像还没断奶。新闻说这是好人好事，但蒋忆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咯噔一下：这么小的江豚，离开妈妈能活吗？

她联系记者，找到长毛叔的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再找到那头江豚，试着救助起来。长毛叔第二天冒雨开船出去找，但水流太急，什么都没找着。

那天晚上蒋忆失眠了。她意识到，保护不是凭着好心就能做的事。救助需要专业，巡护需要体系，一个地方做得再好，改变不了另一个地方江豚在死去。她想起何大明他们，想起自己在洞庭湖被保护着的那种安稳——但更多的地方，没有何大明。

她决定不再只被照看。

蒋忆在巡湖

2016年夏天，24岁的蒋忆发起了一个叫“江豚保护行动网络”的项目。slogan是她自己写的：有江豚的地方，就有江豚守护者。她要去那些保护的空白区域，找到当地人，建立新的巡护队。

那之后的几年，她过上了拖着行李箱流浪的生活。一个月有28天在出差，干脆把北京租的房子退了，行李分存在老家和闺蜜家，背一个包到处跑。湖北、江西、安徽，哪里有江豚的线索，她就往哪里去。住在渔民船上，睡在志愿者家里，有时候连着几个月在鄱阳湖边转悠。

没有洞庭湖的叔叔们照看了，在新的环境里，一切得靠自己。江豚在哪儿？威胁是什么？谁有可能成为守护者？每一个问题都得从头摸索。

从被照看到独自闯荡，蒋忆用了两年。她说那几年是自己最热血的时候，“现在回头看，有点佩服自己”。但语气里没有炫耀，只有一种平静的怀念——她知道，那种状态不可持续，但正是那些日子，让她从一个跟在长辈后面的志愿者，变成了能撑起一片保护网络的人。

岸上的难题

蒋忆在船上的日子，像一种重复的仪式。

清晨或傍晚，她和巡护队的渔民们驾着小船出发。柴油发动机突突地响，船头劈开水面，波纹向两侧荡开。眼睛要一直盯着水面——看有没有江豚跃出，看有没有可疑的船只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作业，看有没有渔网布在航道中间。有时候一盯就是几个小时，眼睛酸了，揉一揉继续盯。

有时候电话打通了，对方说“马上来”，然后等一两个小时不见人影。有时候对方推给另一个部门，另一个部门又推回来。有时候对方来了，非法捕捞者已经跑了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水面。

江豚志愿者与渔民沟通

遇上江豚被困，是另一种节奏。

2016年10月，他们在鄱阳湖一片县界水域发现一头江豚困在迷魂阵里。那是一片两县交界的水域，迷魂阵密密麻麻，江豚在网里挣扎，越挣缠得越紧。

蒋忆一边打电话举报，一边联系渔政，同时请巡护志愿者盯着江豚的状态，生怕它撑不住。最后渔政的人来了，一起把网拆开，江豚脱困，摆摆尾巴游走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，紧张得像一场手术。

救不回来的是大多数。那些发现时已经死了的江豚，蒋忆要记录它们的位置、状态，联系科研机构来做解剖，查明死因。有时候尸体已经腐烂，气味刺鼻，她还是得蹲在旁边拍照、记录。

船上的日常就是这些：巡护、举报、记录、救助。听起来单调，但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意外。遇上电鱼船，对方可能拿着刀棍对峙；遇上跨县水域的非法捕捞，举报电话可能在几个部门之间转圈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蒋忆说她不觉得危险，因为“做的是一件正义的事情，只是现在回头看，会觉得当时胆子真大。”

蒋忆在巡湖

胆子大，是因为确实遇到过需要胆量的事。

2014年，她刚大学毕业不久，一次与巡护员蹲点打击非法电鱼时，对方反抗激烈，有人持刀威胁志愿者。蒋忆当时负责拍摄记录，避开了正面冲突。那是她第一次直面这种程度的对抗。“那时候年轻，对抗性也强，现在想想，不是不怕，是来不及怕。”

还有一次，她在鄱阳湖康山大堤举报了一处违建小工程，拍了照片视频。对方不知怎么找到她的电话，在电话里威胁说，在地志愿者都是当地人，要对他们不利。蒋忆当时在离开康山的车上，收到威胁后心里一紧——她不怕自己怎样，但怕连累那些跟她一起干活的渔民兄弟。

这类冲突并没有成为常态。蒋忆说，大部分发生在自己年轻、对抗性也强的阶段，其中有两件事，她至今记得，受害者不是她，而是她的伙伴。

一次是2016年左右，鄱阳湖都昌水域，她支持的巡护队在监督采砂时，一艘采砂船放出快艇直冲过来，逼停巡护船，要求当场删掉所有照片。对方人多，气势汹汹。蒋忆不在现场，是志愿者后来讲给她听的。

另一次更惊险。她的一位同事，大学实习后就留在团队全职工作。一个冬天，在康山大堤巡护时，一名承包水面的老板——因团队持续举报其非法捕捞，导致他面临亏损——骑着摩托车径直朝这位同事冲过来，意图撞人。最后一刻，摩托车没有撞上，同行的老渔民袁叔叔护住了他。同事后怕不已，蒋忆知道后也后怕：“我最害怕的，不是我遇到什么，是我让团队里的年轻人去承受这些。”

她不想把这些冲突渲染成传奇。问及此事，她反复强调：“希望对他们友好一些，对这个群体多一些认识和理解。”那些对抗背后，往往是复杂的利益纠葛——有人花了高额承包费，年底要回本，断人财路，自然招来怨恨。

但在她看来，这恰恰说明保护工作的必要性：那些地方江豚活动频繁，却不是保护区，没人管。如果民间不盯住，就没有人会盯住。

2016年，蒋忆刚到江西九江的时候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江西不需要你一个湖南人来保护。”她是外地人，口音不同，背景不同，在当地没有任何根基。

还有一层身份让她更尴尬：她拿工资。

十年前，很多人对“公益”的理解是志愿服务、无偿奉献。一个年轻人，天天说自己做公益，却领着工资，这在一些人眼里就是骗子。“你就是来骗钱的”，这话她听过无数遍。“但好在，大家对公益的理解在慢慢变化。”

蒋忆被骂之后，短时间内有些难受，“但是我很快把目标清晰，我就是要做好江豚保护这件事，江豚还在面临很大的威胁，所以我就不在乎那些人说的话了，时间自会证明。”

她知道，信任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

蒋忆和渔民在船上开会

在江西九江，她最早认识的那个渔民，是因为捡垃圾认识的。那年春天，网上有人发照片，说鄱阳湖边有片花海很漂亮，很多人去露营烧烤，留下一地垃圾。

蒋忆带着志愿者去捡垃圾，想租条船去对面岛上看看。船主是个本地渔民，聊了几句，说这片江豚很多，指给她看——果然，江豚正在远处跃水。

后来蒋忆经常租他的船，每次都付钱。第一次他死活不肯收，说你们做保护不容易，钱我不要了。蒋忆还是偷偷把钱塞在船舱里，下船后才发消息告诉他。

这样的事多了，渔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外地姑娘好像不太一样。她不是来走马观花拍几张照片就走，不是来指手画脚说你们该怎么做，她是真的在做事——捡垃圾、打电话、举报、记录，一遍一遍，不厌其烦。

后来，他就带着渔民成立了在江西的第一个巡护队，「濂溪巡护队」。

蒋忆在船上作业

袁叔叔也是慢慢认识的。蒋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没直接说“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做保护”，只是聊天，互相了解。

她后来总结，不是所有渔民都适合做保护——需要敏锐的观察力，需要对湖足够了解，需要有面对非法捕捞者不怵的胆量，需要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袁叔叔符合这些条件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试探和磨合，才慢慢建立起信任。

船上的事虽然紧张，但相较之下，岸上的挑战更为复杂，也更难预料。

资金永远是紧张的，后来形势一变，研学活动停了，筹款断崖式下跌，“因为团队不大，机构也比较小，资金不稳定，上升空间有限，所以曾经一起巡护的年轻人，有的离开公益行业，有的去了更稳定的单位。”

「民间公益」这条路，确实不好走。

笨拙的信心

采访进行到后半程，蒋忆忽然沉默了。

她说到2025年，说到“动摇”这个词。然后她的声音开始发颤，语速慢下来。她说，这几年她一直有抑郁症。但以前从不敢讲，怕支持者知道后觉得她“不行”——一个做保护的人，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怎么保护江豚？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泪下来了。她道歉，说“好丢脸”，试图控制情绪，但控制不住。采访间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她压抑的呼吸声。

这一刻，那个在江上跑了十二年的“猪猪侠”，那个敢跟电鱼船对峙、敢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跑遍长江流域的年轻女人，显露出另一面——柔软、脆弱、甚至有些无助。不是因为保护太难——难她早就习惯了。是因为有了孩子。

蒋忆和女儿

孩子出生后，现实的压力像涨潮的水，一点点漫上来。奶粉钱、尿布钱、未来的教育费用……她以前可以不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，可以住渔民家、睡志愿者客厅、一个月28天出差。但孩子不行。

“你看到了问题，又没有人做，你觉得可以通过努力做到一些事情。”这是她以前一直挂在嘴边的话，也是支撑她走下去的动力。

但有了孩子之后，这句话开始变得不那么笃定。她开始问自己：如果我一直这样漂着，孩子怎么办？如果我哪天撑不下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

那些以前不需要想的问题，现在不得不想。那些以前可以忽略的声音，开始变得清晰。

蒋忆和女儿

那段时间她经常失眠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这些事。白天还要继续巡护、筹款、对接项目，脸上挂着笑，心里像压着石头。她不敢跟团队说，怕影响士气；不敢跟家人说，怕他们担心；更不敢跟支持者说，怕人家觉得她不靠谱。所有东西都自己扛着，扛到后来，扛不住了。

抑郁症就是这么来的。

蒋忆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自我责备——好像生病是她的错，好像公开承认这件事是一种失败。但她的眼泪又说明另一件事：她太累了。一个人扛了太久，终于想找个人说说。

后来她平复下来：“但我觉得，我还是会继续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了一个词：笨。

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不聪明。学生态学的时候，不是最优秀的那个；做宣传的时候，公众号阅读量上不去，招不来人；筹款的时候，一家一家商家跑，被人拒绝无数次。她没有什么天赋异禀，只有一件事：愿意下笨功夫。

一个月28天出差，那就28天；租不起房子，就住渔民家；被人骂“滚出江西”，就当没听见，继续捡垃圾、打举报电话、记录江豚死亡案例。一件事做一遍没效果，就做十遍；十遍没效果，就做一百遍。她相信，只要一直做，总会有人看见。

这种笨，在聪明人眼里可能不值一提。但正是这种笨，让她在洞庭湖扎下根，在鄱阳湖打开局面，在长江流域建起一个个巡护队。也是这种笨，让她在抑郁症的泥潭里，还能一点一点爬出来。

“以前我不需要坚定，因为那就是我想做的事。但现在，可能需要了。”

从不需要坚定到需要坚定，中间隔着的，是抑郁症的煎熬，是现实压力的拉扯，是对未来的不确定。但她还在说“继续做”，不是因为她找到了什么确定的答案，而是因为她习惯了用笨办法对付所有问题——包括自己的动摇。

蒋忆和志愿者们

她说，她最近开始慢慢接受一个事实：理想主义是有代价的。“代价可能是焦虑，可能是失眠，可能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撑不住了。但接受这个事实，不代表要放弃。只是以后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得学会给自己留点余地，学会承认自己也会累，学会在累的时候停下来歇一歇。”

这大概就是她说的“笨拙的信心”——不聪明，所以不会找捷径；不聪明，所以只能一步一步走；不聪明，所以即使害怕、即使动摇、即使哭出来，第二天还是会出现在船上，盯着水面，等江豚跃起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：“谢谢你们听我说这些。”好像需要道歉的是她。

真正需要道歉的，应该是谁呢？

从江豚到东海

蒋忆说，江豚是一种“伞物种”。

这个词是专业的，但意思不难懂：保护江豚，不是为了江豚本身——至少不全是——而是因为它生活在水里，它需要干净的水、充足的食物，和安全的环境。

“如果你能保护好江豚，你就能保护好它生活的整片水域。反过来，如果江豚活得好，说明那片水域也健康。”这是一种生态学的逻辑，也是蒋忆做了十二年保护一直坚定的理念，保护这些江豚和它们的栖息地生态环境。

蒋忆演讲

蒋忆刚入行的时候，想的是救江豚。看见江豚死亡，难受；看见电鱼船，愤怒；看见迷魂阵困住江豚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拆网。那些年她满脑子都是这个动物——怎么让它活下来，怎么让它别像白暨豚那样消失。

但做着做着，她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江豚的问题，从来不只是江豚的问题。航运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，采砂破坏它们的栖息地，污水排进江里，鱼就少了，江豚就没东西吃。你盯着江豚，最后会发现你得盯着整条江。

这就是“伞物种”的意思——它是一把伞，撑起来，盖住的是整个生态系统。

袁叔叔说过一句话，蒋忆一直记着：“江豚是鄱阳湖的灵魂。”她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这话说得好，但没深想。后来慢慢懂了，他说的不是浪漫的比喻，而是一种朴素的观察：一个湖有没有灵魂，看江豚就知道。江豚在，湖就是活的；江豚不在了，湖就是死的——死的意思不是没有水，而是没有生命力。

所以保护江豚，说到底是在保护水的生命力。而保护水，就是保护跟水有关的一切——包括保护者、人类本身。

这个道理，蒋忆想让更多人知道。

蒋忆在巡湖

十二年间，她试过很多办法。最开始是做“生态假期”，带人去洞庭湖、鄱阳湖，看江豚、捡垃圾、体验巡护。她自己招募，在公众号和微博上发消息，但宣传能力有限，每次招不到几个人。后来有第三方机构找上门，说可以合作，她才发现人家招募能力好强，一下子就能拉来几十号人。

那些来的人，有学生，有上班族，有退休老人。他们在船上盯着水面等江豚跃起，在滩涂上捡垃圾，在村里听渔民讲故事。

几天下来，有人哭了，有人捐了钱，有人回去后一直关注江豚的消息。蒋忆说，“这就是意义，保护不是少数人的事，它可以是很多人的事。”

渔民也在转型。

何大明那帮人，以前是捕鱼的，现在是巡护的。他们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，判断江豚在哪里出没，判断哪个地方可能有非法捕捞。“以前他们靠水吃饭，现在他们护水吃饭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心里踏实。”

也有渔民不愿意转型。蒋忆理解，断人财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她相信，从长远看，渔民是江豚保护最天然的同盟。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在乎水，因为他们的子孙还要靠这片水活下去。

2020年「长江十年禁渔」后，江豚的数量开始回升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但蒋忆知道，保护没有结束。

现在她要面对的是新问题：湿地保护区及江豚分布核心区的垂钓问题。锚钩、鱼线、鱼钩，都可能对江豚造成伤害。有些人在保护区里钓鱼，江豚游过，被钩子挂住，挣脱不掉，最后死掉。蒋忆又开始跑，去跟渔政沟通，去跟钓友协会谈，去发宣传单，告诉他们怎么钓鱼才不伤江豚。

还是那些笨办法。一遍一遍，不厌其烦。

蒋忆演讲

她说她最近在启动一个新项目，叫「东海鲸豚保护网络」。从长江走向更广阔的水域，从江豚走向更多的鲸豚。并非江豚不重要了，保护的逻辑是一样的——只要有一个物种处于危险中，只要那片水域需要被看见，就会有人去做。

基于垂钓的问题，蒋忆也在发起另外一个项目，「长江流域护生净滩项目」，就是清理湿地里面的垃圾，包含废弃渔网鱼线和白色垃圾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我问她：“你做了十二年，江豚的数量确实变多了，但那些问题——资金、信任、执法、利益冲突——真的解决了吗？”

她想了一下，说没有。问题一直在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。以前是电鱼船，现在是锚钩；以前是渔民不理解，现在是垂钓者不理解。困难永远不会消失，你只能学着跟它们共存。

蒋忆至今害怕两件事：一是公开演讲，二是个人宣传。她更习惯待在幕后，待在船上，待在那些不需要解释自己是谁的地方。但她知道，为了江豚，她必须出现。

蒋忆演讲

十二年前，她是一个跟在渔民身后的志愿者，被人照看，也被人质疑。

十二年后，她成了一个提起江豚保护就绕不开的名字，发起项目，培养团队，从长江走向东海。那些让她害怕的事——演讲、宣传、站在镜头前——她一样没躲，都做了。

江豚偶尔会跃出水面，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弧线，然后落回水里，看不见了。蒋忆说，每次看到那个画面，都会想起2014年1月1日，鄱阳湖上的雾散开的那一刻。

那天的水，是活的。

那个画面，她看了十二年，还没看够。

监制：视觉志

编辑：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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